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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選登: 香港關公信仰的多樣態研究

2021-09-16

 

《世界關公文化網》編者按: 在香港新冠病毒肆虐之際,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碩士伍曉璐同學,堅持在香港查閱資料,走訪學者,赴關帝殿堂深入調研,完成了洋洋萬言的碩士論文《香港關公信仰的多樣態研究》。

伍曉璐同學是從古城荊州走出去的青年學者。早年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國際金融專業,曾擔任荊州市沙市區旅遊局局長、荊州市僑聯經濟文化聯絡部部長。曾借調中國僑聯參與九屆全委會海外團會務接待,多次擔任荊州市僑聯新春聯歡會策劃及主持人,荊州市政府赴粵浙等地招商推介會主持人。

特摘錄伍曉璐同學論文部分章節,以饗海內外讀者。

 

本文作者伍曉璐(右二)在香港關公文化中心採訪。左一為香港前總警司蔡建祥先生.jpg

本文作者伍曉璐(右二)在香港關公文化中心採訪。左一為香港前總警司蔡建祥先生


一千多年王朝更迭,氤氳化潤。時值今日,關公堅守春秋義理之道,踐行義之精髓,已成為中華民族“義”的文化符號。關公文化和關公精神已融入了中華兒女的精神基因,是中華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構成。

香港有23座大小關帝廟,關公信仰在香港民間十分廣泛,除了每年關公節以外,老百姓的家中、商場、武館,警署,甚至黑社會都很尊崇關公。

為什麼那麼多香港人崇拜、供奉關公?在香港,關公信仰是怎樣一種文化存在,又如何呈現它的獨特性?

香港關帝的廟宇有15座分佈在新界,主要是因為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條例》頒佈以來,新界的居民以移民為主。移民是文化的載體,遷港的國人來到這片土地上開拓新的生活,伴隨而至的中華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都在這裏落地生根、發揚光大,關公信仰也不例外。

從太平山文武廟、大澳關帝古廟的功德牆和碑文上可以得知,香港工商業的繁榮使商人和商號成為修建廟宇的重要捐款人,甚至還扮演了寺廟承辦者和碑文撰寫者的角色。他們在為關帝廟修建帶來持續經費的同時,也為區域經濟、文化生活提供了某種資金支持,太平山文武廟除每年供奉神祀外,其廟宇和嘗產收益還開辦學校教育華人子弟,開展華人慈善事業及醫療服務。這讓人們對香港關帝廟與區域社會經濟的深層聯繫有了更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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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右一)在九龍校園


在田野考察中得知,香港殖民時期的關帝廟作為地方公共空間,在處理鄉民事務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太平山文武廟於1847至1862年落成,當時不僅供奉文武二帝,也是華人議事及仲裁的場所。香港開埠初期,華人仍然抱有“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的心態,遇到是非糾紛,傳說訴訟者往往會攜帶一只公雞來到文武廟,在廟祝前斬掉雞頭,點燃符咒,在關帝像前立下重誓,求神仲裁,以示清白;因為華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不敢在神靈面前說謊,因此不用驚動警方和法庭,便可化解紛爭。這種方式在當時法制仍不完善的情況下,被認為具有法律效力。可見,文武廟是鄉委制定禁止及規範性條約、處理訴訟糾紛、解決信用危機、組織社會公益等事務的主要場所,其在上環及中區的中心地位也決定了它具有處理鄉村內外複雜關係的能力。

香港華人社團負責人介紹:離開家鄉越久遠,對中華民族的情越濃,對關帝的信仰越深,關公是聯結海內外華人的精神紐帶。當年華人先輩遠離故土,下南洋求生,正是關公為他們命懸一線的艱苦生活和打拼提供了精神支柱,正是關公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華人,互助合作,抱團發展,才有了今天華人華僑社團強大的凝聚力、創造力。關公信仰在華人華僑群體傳播的核心內容是:倫理道德層面的“忠義仁勇禮智信”,信仰層面的財神、平安神,情感層面的國家情、故鄉情、同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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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作者伍曉璐(左二)与同学实地考察


香港旅行社和香港關公文化研究會負責人介紹:農曆六月二十四是關公誕辰,2017年以來,香港已成功舉辦五屆關公文化節,每年關公誕辰都會舉辦盛大的活動,相沿成習。第一屆以“忠義仁勇臨香港、晉善晉美耀中華”為主題,開展了一系列祭拜和慈善活動;第二屆關公文化中心相繼成立,第三屆以2500名長者的慈善敬老盆菜齋宴拉開序幕......今年第五屆關公節,雖面臨疫情,也有近500名主禮嘉賓和200多名遊客參與,晉港兩地旅遊經貿合作在活動期間大放異彩。文化節上,千人盆菜慈善晚宴,元朗孝親活動,晉劇表演,山西剪紙工藝、特色產品展示,弘揚了關公文化,盆菜文化,擴大了兩岸三地、香港與各國文化、旅遊、經貿領域的交流合作。

香港世界晉商總會負責人介紹:因為關公出生地在山西,所以晉商奉關公為“開山祖師和保護神”。“義中取利,義利分明,信義昭著,仗義疏財”是關公身上的美德,在日常交往中,他希望恪守、忠勇、仁義、禮智、誠信成為晉商做人做事做生意的根本,在香港乃至於全世界有晉商的地方建立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

香港前總警司介紹:20年前他親理的一起屯門兇殺案,許久未破,最終犯罪分子到警署自首得以結案,問罪犯原因便和關公信仰有關。罪犯性格偏激、行為惡劣,但心中信仰關公,出於關公“道”之譴責、“義”之擔當,促其投案自首。他還談到,員警出去抓捕犯人、黑社會分子或是晉升職務,要在關公像前祈禱和祭拜,黑社會出去打殺也要拜關公,關帝成為香港社會黑白兩道都尊崇的神靈。香港員警和黑社會組織崇拜的關公神像有色彩之分,一個是綠鞋關公,一個是紅鞋關公。雖然他們對關公的理解和詮釋不同,但都認為關公會保衛盡忠盡義之人,在信仰效用和精神取向上有相似的一面。    

以上訪談後發現,香港不同身份人群對關公的人物理解、信仰原因、方式和特徵各有不同。每個群體都會刻畫不同的關公形象,以適應自身特定的環境。人們信關公、敬關公、拜關公,關公信仰在香港更具有地化性和民間性。

歸納起來,香港民眾信仰關公主要有以下原因:

1、寄託情感:喚起港人對故鄉的集體記憶、對傳統文化的堅守和民族身份的認同。

2、激勵意志:特別是早期華人在香港經商謀生,關公代表了他們開天拓地的個人操守和抱團發展、互助合作的精神象徵。

3、經商信條:關公的“忠、義、信、智、仁、勇”是香港商業社會裏最需要也最看重的精神品質。以誠為本、以義求利是香港經濟領域崇拜關公的價值核心。    

4、教化人心:傳承和弘揚關公“忠義”等中華優秀傳統美德。

5、護佑平安:視關公為“保護神”,特別在香港警署等紀律部隊中顯得尤為突出,護佑工作順利、出入平安、生活安定。

6、跨國交流:港人走到世界各地,也會把關公信仰帶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世界獨一無二的關公信仰圈,在香港成立的世界晉商總會及其每年組織的關公文化節,逐步推開澳門、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關公節活動,展示了中國傳統的誠信觀、義利觀和財富觀,促進華人華僑之間、國家之間合作共贏、互利互惠的價值互信和價值共識。

關公信仰在香港產生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英雄崇拜的心理、集體認同心理等,但以上六個方面的原因,似乎在關公信仰產生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隨著歷史演變和發展,關公的形象在香港不僅被塑造成為忠義仁勇信的人格化身,同時又與香港特殊的殖民歷史、華人需求、工商業發展、政治秩序、國際地位等產生緊密關聯。關公的形塑符合香港不同時期、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很容易被廣大民眾所認可,並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式。所以在香港,關公信仰獲得了普及的內在動力,它走進了民間現實生活,影響著普通民眾的行為方式,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和豐富的文化內涵。香港關公信仰作為民間信仰,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更具普化性。

香港的關帝信仰異彩紛呈,香港民眾以其自身的宗教或非宗教信仰意識及心理去禮敬、供養、信奉關公,實現他們對於現世利益的維護,滿足自我信仰的需求,獲得內心安定和對未來的憧憬,使得關公信仰在香港信仰體系中,逐漸形成豐富多彩的關公信仰方式,體現出關公信仰的民俗化或民間化特徵。

香港關公信仰的特殊性在於,凝聚力極強,它用信仰的紐帶把信徒緊緊聯繫在一起,甚至讓中西方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族群的人聯繫在一起,彼此認同, 感覺彼此屬於同一群體, 因而產生出許多親近感。同時,關公信仰又作為一種文化現象,  在一定意義上是作為中華文化傳承和交往的物質化遺存方式。其廣泛傳播和延展, 也使得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得以交流融合, 相互瞭解、理解和諒解, 從而為構建和諧社會、穩定社會提供合適的途徑。

與其它神祇信仰不同的是,關公信仰不限於廟宇信仰、精神信仰,在香港開放、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中西合壁文化的影響下,關公信仰帶上了自由開放的色彩,它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既是“宗教的”又是“文化的”,既是“族群的”又是“跨族群的”,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它以多種面孔呈現,多種信仰表達,多個族群認同,從而成為香港民間信仰的象徵、民間價值觀、發展動力和社會凝聚力的來源。因關公信仰衍生出大量的文化產品、文創專案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動,正逐步發展成為香港一種流行文化,一種全新的文化力量,這都是其他神祇無法比擬的。

(圖片由論文作者提供  編審: 朱正明)